原标题：京郊出现新型以工换工合作社特殊账本详细记录了“以工换工”的具体情况农户在大棚喷洒农药 一边是合作社给农民喷农药，一边是农民到合作社做义工。两者之间的交换媒介并不是国家作为担保的货币，而是乡土社会熟人彼此认可的“工分”。在房山区南河村，出现了一种新型互助形式——“以工换工”合作社，让可支配收入较低的农民，通过交换“活劳动”的方式，接纳规模化生产和绿色喷药等新的农业技术。 现象 一个特殊账本记着 打药需要归还的“工分” “这就相当于过去生产队记工一样，我会把每个人接受服务和偿还工时的次数、时间在本上记录下来，年底再统一清算一次。”房山区南河村村民、南河菜缘生态农业专防队队长丁新民家的抽屉里放着一个“特殊”的账本，上面根据不同的人名划分，从接受服务到偿还工时，按照日期、时长、种类进行分门别类的记录。翻一翻这个小账本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村里参与“以工换工”的农户的用工和还工情况。 上面提到的“以工换工”，指的就是专防队为农户提供专业的病虫害防控，不收取任何费用，到了后期，专防队需要人工进行栽苗、吊秧、疏果、拉秧、整地等农事时，再由接受过服务的农户用劳作时间换回。 “原先种植户喷一次药要花两三个小时，而专防队借助高效设备喷一次只需要10分钟。这样一来节省时间不说，在减少农药用量方面也有很大的提升，而接受服务的种植户只需要为此偿还一个小时的工时。”丁新民解释说。 有偿服务不买账 “以工换工”救活一棚菜 2016年，丁新民在南河村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后来建立起蔬菜病虫专业化防治服务队——南河菜缘生态农业专防队，希望通过专防队掌握的新技术帮助种植户减少用药、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统一技术标准。 丁新民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当初在推广新技术时，他也曾尝试开展有偿服务，由于涉及人工、交通等成本，打算喷一次药收取10块钱，“农户都是忙活一年等菜卖出去了才能见到钱，所以前期的投入肯定是能不花钱就不花，多出点力干活儿他们反而更愿意。”于是，丁新民一开始是帮着农户免费喷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他萌生出“以工换工”的想法。“我知道农户都不愿意花钱，所以就免费帮他们喷药，一来二去农户也感觉不好意思，就会主动上我家来帮忙干活儿，也算是还人情儿吧，后来我就想到了不如用劳动换劳动。” 丁新民解释，“以工换工”之所以能在村里推行，因为每个农户种植的作物不同，各家栽苗、喷药、摘果的时间也就不同。因此，利用农户闲暇时间，相互帮助，是十分可行的。“比如，今天我给张三提供服务，明天张三可以还工给我，也可以还工给李四，总之年底算总账，没有还清的就转到下一年。” 南河村农户吕伍军大姐，正是第一批加入“以工换工”的农户。 她说，“我们种地一年忙活下来收入也就1万多块钱，能自己出力解决的事，谁也不愿意掏钱请别人干，所以这种‘以工换工’的方式很适合我们。”上个月她刚通过帮助别的农户吊秧偿还了部分工时。 丁新民坦言，刚开始在村里推广新技术时也遇到了不少阻力，让习惯了传统种植方式的农户一下子接受新技术比较困难。“别人打药都要两三个小时，你们10分钟就搞定了，能管用吗？刚开始农户总是提出这样的质疑。”直到经历了一件事，农户们才改变了想法。 “2017年初，村里两个农户家改造大棚，两个棚的西红柿因为捂了两天都染上了病。后来专防队用新技术高效常温烟雾施药机为其中一个棚喷了药，很快病情就遏制住了，而且一周之后整棚的西红柿都好转起来，不仅没有坏掉，最后还顺利销售出去。而另一个使用传统手压式喷药机的大棚，病情加速蔓延，最终整棚西红柿‘全军覆没’。”那次之后，越来越的农户开始从心里接受专防队，接受新技术。 如何保证契约的实行？ 熟人社会的口头规则 “以工换工”作为一种规则，如何保障实行？如果农户接受了服务并没有付出劳动来换，如何解决？丁新民介绍，他们之间的规则更多是一种民间的口头协议性质，并没有多么严格和细致的条条框框。 目前，村里加入“以工换工”的种植户就有20多户，人数还在不断增加，而能够加入的标准就是熟人社会里的口碑，“因为村里都是相互认识的老街坊，必须是诚信的人才能加入进来一起共事。给你服务过了，就记下来，你用劳动换回来，要是没有正当理由，就是不付出劳动，那下一年就不带你玩儿了”。 对诚信的要求不仅仅体现在换工方面，还包括在种植过程中。“比如，施肥过程中，要求绝对不能乱用化肥，要保证作物使用有机肥。总之，一旦发现谁私下乱用药或者不守规矩，我们就不让他再参与了。”丁新民说，参与“以工换工”的农户从种植到销售的全过程，都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可以做到相互监督。 探因 “以工换工”合作社为何会出现？ 原因一：农民可支配收入较低宁愿付出劳动 农民采用了丁新民的技术和方法，却宁愿通过劳动进行回报，不愿意掏10块钱一次的服务费，这样的局面丁新民说完全可以理解，按照村里统计数据是人均年收入2万多元，农民的可支配收入较少，另外，农民的观念也有自己的特点，“现在年轻人很多到外面工作，村里的种植户很多年龄不小了，花钱购买服务这个不是他们习惯的事儿”。 “农民并不是像城市里的上班族一样，每个月都能看到钱，而是一年辛苦，就靠丰收后那一下子才能看到钱。之前种植的时候手里没有钱，他对这样的方法也有顾虑，觉得你这最后能实现那种效果吗，每次都花钱买这个服务会不会到最后亏了，心里没底。”丁新民说，他接触的这些农户，除了农忙时节，平时有大把时间，又有力气，“他们认为自己的时间是最廉价的，闲着也是闲着，付钱还是付出劳动，会选择劳动。” 丁新民多次强调了农村的风土人情，“村里熟人之间给对方帮个忙、干会儿活儿，这跟外面给人打工不一样，熟人之间在一起一边干活儿一边聊会儿也是个乐子，不会把这当成任务那么不情愿。” 原因二：高端生态农业规模化生产的需求 另外，传统的农业技术效率低下，农残很容易超标，绿色无公害的农产品质量也难以保证。南河村的合作社前几年开办了一个农业生态园，主要经营面向城里人的观光农业。传统的自然生产肯定达不到要求。“到时候可以吸引人们来这里采摘，但是采摘就要有门槛、有严格要求，比如，质量要高，保证安全，达标了才能打出牌子”。 丁新民介绍，村里的种植户以前只能等菜贩子到村里收农产品，本来就没有走品质化的路线，再加上菜贩子压价，农产品价格往往很低，刨去种子、化肥、农药等成本，利润很少。合作社倡导规模化生产，再走走观光农业的路子，解决农产品渠道问题，获利就会高一些。“原来有一户种西红柿，菜贩子来收也就一斤一块二，后来跟着我干，用我说的方法和技术，我收他的一斤两块六，他原来一块二到现在两块多，一万斤西红柿直接就多了一万多块钱。他原来用自己的方法是没法得到这些的，跟我们一起干的积极性就更高了。” 官方 “以工换工”可减少直接投入 增加双方积极性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自2008年以来，北京市农业局植物保护站一直致力于蔬菜病虫专业化防治与产业化服务探索工作。谈到京郊正在推行“以工换工”新模式，北京市植保站副科长孙海表示，目前，农业个人劳动效率低下，因此在农村需要这种“以工换工”互助的模式。同时，专防队拥有更高的技术水平，能够帮助农户提高蔬菜安全性，农民不用直接付钱，更愿意接受服务。 北京市植保站副站长郑建秋认为，“以工换工”模式的优点一是减少直接投入，二是降低了专业化服务队成员劳动强度，三是增加了双方积极性。他还提到，公司型蔬菜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服务是未来我国的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服务发展方向，但在目前我国蔬菜种植仍以一家一户分散种植为主的情况下，公司型服务模式本身存在防控运行成本相对高、利润低，为散户防控风险大等问题。 对话 “以工换工”适合在熟人社会小范围内实行 对话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仝志辉 北青报：农户愿意付出劳动，也不愿意付出10块钱的服务费，是不是说明农民的收入渠道还是比较少？ 仝志辉：说明农民存在不充分就业的情况，除了农忙时节，有很多闲暇。有充分就业机会的人一个小时的劳动成本如果远不止10块钱，就不愿意用付出劳动来替代，但是农民没有这样的渠道，有大量富余劳动力，但没法通过做别的事来挣钱，也缺乏可以投入时间的公共文化活动等，另外这些劳动也不算什么负担，所以会做这样的选择。 北青报：从物物交换到运用货币，到现在的“以工换工”，怎么看待这种模式的出现？是否适合复制推广？ 仝志辉：这种模式中的契约关系，靠的是熟人之间口头承诺，没有特别精细严格的规定，比较适合在社区这样的小范围里进行，都是熟人，比较粗放的规则大家也能接受。这样的模式有互助合作的因素在里面，有一定的成长空间。但是如果放到更大的范围里，超出了熟人社会，简单的规则就可能面临问题，包括出现计量的问题，比如，多少工换多少服务是合适的，不同的农活儿技术含量强度都不一样，是不是都简单的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来算，怎么精细化计算，要不要把土地等因素也加进来，契约怎么严格执行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