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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权|后马汉时代①:注重战略相持,而非“决战决胜”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8-06-19  浏览次数:67
核心提示:原标题:论海权|后马汉时代①:注重战略相持,而非“决战决胜”【编者按】尽管并不热衷于地缘政治竞争,中国的崛起,仍在很大程
原标题:论海权|后马汉时代①:注重战略相持,而非“决战决胜”【编者按】尽管并不热衷于地缘政治竞争,中国的崛起,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海上力量格局的演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那么,何为海洋强国?海洋强国与海权又有着怎样的联系?中国的海权建设又应以什么为目标?5月,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研究员胡波的《后马汉时代的中国海权》由海洋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梳理了国内外的海权理论,系统回顾了中国近代以来海权建设的历史,在对中国的海洋先天禀赋、所处的时代条件和世界军事技术发展趋势进行解析的基础上,建构出一条中国海权的崛起之路。澎湃新闻获得授权发表该书序言,以飨读者。中国海军艇舰编队。视觉中国 资料21世纪,全球最大的地缘政治变迁可能就是中国的海上崛起。对于有着数千年大陆传统的中国而言,走向海洋、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海洋强国,同样是物质与精神双重层面的沧桑巨变。中国要建设的海洋强国追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特别强调经济社会层面的繁荣富强。近代以来,中国并不擅长搞地缘政治竞争,也长期缺乏必要的战略自觉。然而,我们需要看到,围绕海洋控制和影响的海权竞争仍是国际海洋政治的重要主题之一:美国加快推动海上战略转型、重返制海,高调凸显海上地缘竞争;英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正重整海上军备,积极推动海洋复兴;其他海洋国家也都在加强海上力量的建设,以增强捍卫自身海洋利益的能力。海权的探讨既无法回避,也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必需。海权是强国的必备,归根结底是要为国家的总体强国目标服务的。中国已正式步入从大国到强国的新时代。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明确指出中国至2049年的战略目标:“第一个阶段,从二○二○年到二○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近些年来,中国海军的装备建设只能用“神速”来形容。国产航空母舰下水,主战舰艇“下饺子”般的服役速度与规模,吸引了世人的关注。而中国海权的研究在海内外都已成为显学,随着中国海上实力的快速增强,中国将走什么样的海上崛起道路?这不仅是中国仁人志士关心的热门话题,也是外界迫切希望认知的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海权为研究对象的著述堪称汗牛充栋,国内外带有“中国海权”标题的专著不下百部,相关文章更是数以万计。回头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仅有海防,而没有海权,中国将强大海权作为一个战略任务应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一般认为,在刘华清等军队与中央领导的努力下,中国在20 世纪80 年代初才开启了全面系统探索强大海权的征程。三十多年来,中国海权的建设成效究竟如何?未来发展方向和路径该如何选择?如果以2049 年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为节点,海上崛起的征程已经过半,结合海权的内涵、中国的自身情况与特点,我们是时候对中国海权之路进行一次严肃的评估与审视。海权是什么?海权的实践源远流长,可以追溯至文明肇始之日。海洋的连通性大大增强了人类的机动性,不仅给他们的辛勤劳动与技术创造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提供了通道,还极大丰富了国际政治的实践。地中海及其周边海域的权力格局直接影响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兴起与衰落,海军可以称之为西方文明的开拓者与捍卫者。近代以来,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欧洲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大扩张,海洋作为通道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控制海洋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或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及途径,认识海洋、探索海洋、控制海洋开始从欧洲区域性的政治话题演变为全球性的政治中心议题。不过,海权的理论则相对晚熟且颇为模糊。19 世纪末,最先系统提出海权概念的马汉指出,“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他列举了地理位置、自然形态及其造就的生产力和气候、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和政府特性六大要素。这种定义显然是不太严谨的,实际上,海权的概念自马汉始,就一直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各种解读大相径庭。争论的首要焦点在于“海权”究竟应该是取狭义,专指军事领域的能力或影响,还是应该取广义,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与海洋权势有关的所有内涵。在这一点上,马汉自己都是自相矛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海权理论家们通常都认为“海权”的概念不能局限于海军,但对究竟哪些非军事因素能被纳入其中莫衷一是。对此,萨姆·探戈里蒂(Sam J.Tangredi)作出了较为折中的定义,他认为:“海权可以被界定为一国国际海上贸易和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将军事力量投送到海上以对海洋和局部地区的商业和冲突进行控制的能力,以及使用海军从海上对陆上事务施加影响的能力的总和。” 另一大分歧实际上在于论述重点的差异,出于背景、方法和立场等方面的不同,研究者们或更关注力量,或更关注权势,或更关注资源、条件等禀赋。海权既是一个力量概念,如舰艇、飞机、船员等有形要素,也是一种权势概念,是一种影响力,一种运用有形的力量达到目标的艺术,一种管理或者战略运筹能力。 在笔者看来,海权至少包含三层不同的意思,分别是作为力量的海权、作为权力关系的海权,以及作为资源或能力的海权。作为力量,海权指的是舰队、商船队、渔船队、飞机等能够作用于海上的平台或装备,它包括海军、海警、商船等直接海上力量,以及陆军、空军和外层空间等力量的可能贡献。作为权力关系,海权指的是一国在海上相对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能够以海洋为基础强制或者影响他国在海上和陆上的活动,一国海权强弱主要看其在国际海洋格局中所处的位置,这就决定了海权带有先天对抗性的特点。作为资源或能力,对于海洋大国而言,海权是和空气、水一样的不可或缺的东西,包括成为海洋强国的一切要素,重点是那些能成就海上军事强国的相关资源。海洋控制(Sea Control)是海权的核心内涵和主要内容,海洋控制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使海洋为自己所用,或防止它为敌所用。海权是海洋控制的基础,海洋控制则是海权运用的结果。与陆地权力不同的是,海洋控制的价值并不在于物理上的征服或占有。2010 年的美国《海军作战概念:执行海洋战略》把海洋控制定义为“在陆军、空军以及其他力量的恰当地配合下,运用海上力量在关键海域有效达成军事目标的行动”。很大程度上,海洋控制并非是一种要实现的目标和现实,而是一种能力。狭义的海洋控制通常被理解为对海洋交通线的掌控,广义上讲,海洋控制指的是,在战时利用特定海域及其上覆空间实现军事和非军事目的的能力。在和平时期,没有海军实现了事实上的海洋控制,海洋控制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海上影响。在两个海上强手的较量中,完全控制海洋为己所用或完全阻止对手使用海洋的情况,是不太可能的或较少出现的。流动的“马汉”无论基于何种解读,海权都是个政治性的概念,而非海洋权益、海洋权利那样的法律概念。发展海权有助于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控制钓鱼岛、南沙岛礁也有利于拓展中国的海权,但岛礁主权、专属经济区等海洋权益本身却不能算是海权。海权是海洋强国的战略基础和主要组成部分,但海权却不能指代海洋强国的所有内涵。海权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军事技术变了,全球国际环境变了,政治的内涵也变了。任何海权强国的追求都是针对某个时代、特定技术条件和自身先天禀赋做出的选择,历史上从未有过两个雷同的海权强国,即便路径最为相似的美国和英国,它们成为海权强国的道路以及对海权的运用方式也都有很大的差异。严格意义上讲,这个世界在“二战”结束以后就开始步入了海权的“后马汉时代”,战后海权的发展与运用即便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马汉烙印,但也已日益不那么明显了。然而,就海权建设而言,马汉及其所代表的“马汉主义”依然是无法回避或绕过去的存在。在中国国内,不乏马汉的拥趸。马汉简洁却颇有诱惑的理论,在中国这样饱经海上沧桑的国家很容易引起共鸣。甚至在不少外界分析人士看来,中国海军正在努力继承马汉的衣钵,走马汉路线。换言之,中国怎样看待马汉和马汉的海权论,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会走什么样的海上崛起道路。冷战结束以来,海权的内涵与实践发生了更为复杂的变化,按照英国海权战略专家杰弗里·蒂尔(Geoffrey Till)的说法,中美等大国的海军都是“现代海军”与“后现代海军”的混合体,前者任务更为传统,对制海权的争夺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特点,后者的优先任务并非是与对手争夺制海权,而是通过确保良好的海上秩序以维持整体海洋安全。至于海权的运用方式,威慑与和平竞赛的特征非常突出,大国间的大规模海战更是难以想象,1945 年以后哪怕是冷战期间都没有再发生过,我们更有理由对未来保持谨慎乐观。但这并非意味着海权已经过时,恰恰相反,海权正变得更加复杂而重要。今天以及未来的海权竞争很可能是一种战略相持或战略消耗,而非马汉笔下的“决战决胜”。现在,影响海权发展的官僚体系更庞杂,与海权相关的行为体大幅增加,海军更忙了,任务更多了,需要处置人道主义危机、海盗、地区危机等从和平到战争在内的几乎所有安全挑战。“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从来都显得过于夸张,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没有强大的海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也不可能保持长久的实力增长。所以在21世纪,中国无论如何都必须构建强大的海权。从这种哲学意义上讲,马汉关于海权重要性的洞见依然有说服力。(较原文略有调整,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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