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民族音乐剧的新尝试——观音乐剧《国之当歌》聂耳在其短暂却璀璨的生命里共创作37首音乐作品，乌鲁木齐歌剧院出品的音乐剧《国之当歌》选择了其中五首。这五首作品被编排得极为妥帖。它们构成了一部成长史诗，诠释了聂耳如何从一位不谙世事的文艺青年成长为具有家国情怀的音乐斗士。在结识田汉之前，聂耳只是一个来自边城的稚嫩青年，他在中学作文《我之人生观》中谈到过自己的理想——先上大学，然后外出游历增长见识，最后挣几个钱，觅几个知音，寻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过悠闲岁月。几年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此时，他的理想已变成做一个游历家，“由实地观察之所得建设新的社会”。1932年4月22日，在弦歌满耳、裙裾飘飘的明月歌舞剧社，聂耳第一次见到了在文艺界名声大噪的“田老大”。在田汉的鼓励下，他开始奔走于街头巷尾，了解底层疾苦。少儿说唱的《卖报歌》有感于毛娣用稚嫩的肩膀扛起生活的重担，劳动号子《码头工人》写尽了长庚叔这样贫苦人民的窘迫、辛酸与愤怒，跨越流行美声的《铁蹄下的歌女》是温柔乡里的呐喊呼号，是被铁蹄踏破的十里洋场的歌舞梦，现代歌舞化的《毕业歌》是莘莘学子的爱国激情，是宣誓是号召，慷慨激昂。最后，所有的情感都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喷薄而出，如百川汇海，如百鸟朝凤，剧情的发展行云流水、酣畅淋漓。聂耳目睹了国破家亡、民生多艰，始觉与人民群众的血脉相连，而后投身革命歌曲的创作，用艺术唤醒大众，成为了“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无独有偶，剧名的一再调整也像极了聂耳对其人生道路的不断修正。剧名初定为《聂耳》，因为剧中内容表现了聂耳流星般短促却精彩的创作生涯；2012年初次演出时，更名为《血肉长城》；最后几经更改，反复斟酌，此次“乌鲁木齐歌剧院演出周”活动中在北京大学演出时，终定名为《国之当歌》。这既是指歌，亦是指人——一个国家应该唱颂的，当是这样的音乐，这样的音乐家。人物扁平化常常出现在此类讴歌英雄人物的作品中。本剧中的聂耳形象却相当真实而立体。夏衍曾评价聂耳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他上过当、失过恋，不止一次受过奚落和欺侮，但他从不苦闷和忧愁，他是革命乐观主义的化身，时刻散发着一种蓬勃的气息。聂耳擅自改动黎先生的乐谱，青年音乐天才的桀骜与自信可见一斑。他为报童解忧，无奈囊中羞涩，替长庚叔出头，却遭人嘲笑，在音乐世界中自在遨游的才子却在现实生活中屡屡碰壁；他误解小莉为了个人衣食逃离乌鲁木齐，却不知她如杜鹃啼血，默默奉献。我们看到了聂耳的意气用事，儿女情长，还有碧血丹心。担任编剧及作曲的是乌鲁木齐歌剧院院长李瑞祥，他为该剧创作了《天才的陨落》《爱的涟漪》《血肉长城》等歌曲，从音乐层面加深了观众对聂耳形象丰富性的感受。黎锦晖的人物设置也为音乐和剧情添了色彩。黎锦晖是那个时代的歌舞大王，他是西化的流行音乐歌舞创作的拓荒者，剧中的爵士歌舞及流行音乐正是他辛勤耕耘的田地。黎氏歌舞，在那个危亡时代中似乎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聂耳曾化名“黑天使”抨击黎氏歌舞“香艳肉感、热情流露”，是“麻醉人生”的“软豆腐”。对聂耳有知遇之恩的黎锦晖却襟怀宽阔，不以为忤，数次公开称赞聂耳的优秀品质，并冒着巨大的风险，用下南洋演出挣来的钱为军队买回紧缺的医药。《国之当歌》是乌鲁木齐歌剧院首次涉足大型音乐剧的创作，音乐剧的音乐虽不比歌剧音乐整齐的形式，但也需要扣人心弦，使人萌生随着音乐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冲动。《国之当歌》里的每一个唱段都是新颖独特、简练精致的。有纸醉金迷的乌鲁木齐风情、哀鸿遍野的歌女哭声、如泣如诉的情人低语、山河破碎的黍离之悲。音乐剧的音乐最理想的效果就是在有限的音乐与声区内谱写简练隽永的旋律，让观众过耳能诵。但是，《国之当歌》为了更加震撼人心，打破音乐剧音域不宽、声区不广的常规，采用交响化的写作，在流行乐唱法和美声唱法间自由转换，这无疑是民族音乐剧的一种新挑战与新尝试。交响乐队与合唱团的现场伴奏，也给了观众更多的音乐享受。演出的高潮，每每引得全场观众起身合唱，因为我们读懂了聂耳，听懂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正如徐悲鸿所感“其音猛烈雄壮，闻其节调，当知此人之必不死，其民族之必不亡”。在创作之初的独一无二，是因为它唱出了民族的苦难和不屈的精神，而今的不可替代，是因为它依然担负着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我们期待更多这样诠释中国精神的文艺作品出现，弘扬主旋律的音乐同样可以雅俗共赏。本文发表于《人民日报》2018年6月21日2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