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议政深贫地区脱贫难题：一场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分组讨论会素描“政协发挥作用不是靠说了算，而是靠对客观情况的深入了解，靠对事物规律的认识把握，靠踏踏实实地工作。”在6月23日举行的全国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要求政协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话音刚落，6月25日至27日，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京举行，围绕“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问题”，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拿出了数次调研扶贫工作的所见所思，建言资政。脱贫攻坚历来是全国政协关注的重点，此次会议是全国政协连续第三年以脱贫攻坚为议题召开的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会议前，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杨传堂、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郑建邦分别围绕这一主题从不同角度率队开展调研，形成了一个总报告和八个分报告。25日，汪洋出席本次常委会议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到会作关于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问题的报告。开幕会后，与会人员结合胡春华副总理的报告，围绕四个专题展开了分组讨论。在有关“创造政策和制度环境，鼓励地方创新精准扶贫落地方式”的分组讨论会上，澎湃新闻注意到，与会人员结合调研情况与自身专业发表意见，对考核指标、扶贫方式、政策制定等提了不少看法和建议。会场上，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落座一角听完全程，并现场回应了委员的建议。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我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我感觉贫困地区对产业扶贫、旅游扶贫更重视，对教育扶贫没有认识得那么重要。实际上，教育扶贫更为重要。”全国政协常委、中科院院士袁亚湘开门见山。袁亚湘建议：一是要提高贫困地区教师待遇，使中小学教师收入不低于当地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水平，禁止拖欠教师工资。二是要鼓励发达地区高校的大学生、研究生到边远地区支教，参加社会实践。三是要积极组织著名科学家、学者去贫困地区科普和讲学，探索资助贫困地区优秀学生的新方式。四是要建立健全完整的乡村基础教育体系，改革高考招生方式，平衡不同地区录取学生比例，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我小的时候，华罗庚就去过我们家乡做过科普报告。”他回忆说，“这种情况如今可能非常少了。”多位与会人员强调了教育扶贫对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问题的作用。全国政协常委、成都交大副校长黄震谈到，“发展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对促进贫困人口就业、提高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特别是从源头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具有重大意义。”在他看来，加强职业教育对贫困地区而言显得尤为重要。对于这一频频被提及的关键词，刘永富在分组讨论会最后作出回应。“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最重要的措施，确实是这样。”他说，“两不愁三保障，首先是保障其义务教育。”刘永富以“六一”前在四川凉山州启动的“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为例。凉山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全州54万名学前儿童中，有49%不会说普通话，教育已成为凉山脱贫攻坚“短板中的短板”。该行动将帮助当地学前幼儿学好普通话，打好义务教育学习基础，从源头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不是让他（幼儿）背多少唐诗宋词，也不是让他学多少汉语拼音写多少字，就是让他补上从半岁到六岁间，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普通话进行表达和思维的过程。”刘永富说，“这既不是学前教育也不是义务教育更不是职业教育，就是学说话，让他们上学时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手工艺精准扶贫：产业扶贫与文化传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潘鲁生格外关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手工艺产品。“这五年中走访了一百多个村子，最大的感受是扶贫政策确实在民族地区得到了实施和落地。但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做深做细，确实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他说。通过走访，潘鲁生发现，中国正面临文化生态考验，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同时不能忽视文化传承。他建议，实施手工艺精准扶贫计划：一是建立国家扶贫公平贸易机构，利用互联网拓展民族地区手工艺产品销售空间。二是组建手工艺合作社，培育和创立品牌。三是实施民族及边远贫困地区“传统手工艺复兴计划”，开展文化和金融帮扶，改变农村及民族地区手艺农户处于产业链末端、获益微薄、权益缺乏保障的状况，真正让产业扶贫培育乡村手工艺产业，让文化扶贫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潘鲁生的建议得到了刘永富的支持，“这个建议很好。我们会进一步落实。”刘永富在现场谈到，可以利用“扶贫车间”的改革做这件事，还可以利用中国社会扶贫网，在上面开设民族传统手工艺产品的销售窗口。去年7月，中国社会扶贫网全国正式上线运行。刘永富介绍说，网站已有约1000万贫困户、2000万爱心人士在线注册，为了保障贫困户上网信息的真实性，30多万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员都成了网站的管理员。“我们当时的设计是，贫困户需要什么，别人能帮助什么，自己在互联网上对接。当初预测有10%的成功率就不错了。到现在，提的需求300多万个，实现了约220万个，60%以上需求的都实现了。”他说。解决问题，坚定信心“香港同胞对内地的精准扶贫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屠海鸣最近多次到内地调研，深感贫困地区干部群众对精准扶贫工作总体满意，但也了解到一些问题。通过调研，他发现脱贫攻坚工作中还存在贫困识别不够精准、形式主义屡禁不绝、扶贫资源“傍大款”等问题，导致贫困地区产生了三种不平衡现象：一是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的不平衡；二是贫困村和非贫困村之间的不平衡；三是因领导定点联系贫困户、贫困村制度导致的新的不平衡。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了政策，而接近贫困线但未纳入建档立卡的人口同样需要关注。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罗志军在26日的大会发言中即建议，要关注边缘人口的生产生活，研究扶贫政策适当延伸机制，使其增强抗风险能力，防止滑入贫困线以下。屠海鸣在分组讨论会上也提出建议：一是加大医疗扶贫、教育扶贫力度。二是淡化贫困村与非贫困村之间的界限，从“点式思维”向“系统思维”转变。三是取消领导干部定点联系贫困户、贫困村机制，促进扶贫资源公平分配。对于上述问题，刘永富表示认同：“屠海鸣委员讲的案例，我认为都是真实的，他的分析也是对的。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在解决过程中。”“同时我还要说明，我们脱贫攻坚的成效确实不是吹的。”刘永富强调。过去五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6800多万，贫困发生率由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7年底的3.1%，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大家想，哪个国家能付出这么多：100多万人在村里帮忙，过万亿资金投向了县乡村，几万人由于责任不落实或是做错了事情（也有少量腐败分子）受到了处分，500多人付出了生命。”“一年脱贫1300万人，不仅中国历史上没法比，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没法比。”刘永富说，“看主流看趋势，我们脱贫攻坚的信心是坚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