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进程中，打造生态文化城镇、生态文化社区等，已成为一种新的实践与思考。在此过程中，新博物馆学理论指导下的生态博物馆建设，被广泛运用于中国的传统村落、历史街区、工业遗产等保护和利用中，在3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中，逐渐走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兼容当下与长远需求的道路。
生态与生计同一
“生态博物馆”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人雨果·戴瓦兰和乔治·亨利·里维埃在1971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第九届大会举办期间提出。他们将各界普遍关注的生态问题，引入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博物馆建设中，把生态和生计看作有机整体，用动态的概念实现对社区的整体性保护，旨在保存前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展示工业遗产的文化样貌以及维护经济全球一体化浪潮下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持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创造力以及文化“原真性”。
就文化整体性而言，生态博物馆强调人类由生物性与文化性两个部分构成，同时也强调文化遗产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简单结果。因此，建设生态博物馆的主旨不仅仅关注“物件”本身，更主要的是呈现一种“文化过程”。这种理念，完全不同于传统博物馆，并对传统博物馆的“专业性”与“职业化”构成挑战。生态博物馆强调与社区相融合，立足于当地居民的自主意识，使其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造未来。这较好地实现了将传统博物馆藏品的保护、展示和宣传等功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以及社区的当代发展等诉求相互协调，实现了保护与发展的统一并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因此，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原地保护、动态保护以及居民保护，成为当今生态博物馆的重要特征。这种生态与人文一体的理念，与当今基于环境议题而引发的各种探讨，可以形成有效对话。而传统博物馆也将从生态博物馆的实践中获得新的启示。
生态博物馆被提出之后，一直受到国际文化遗产和博物馆领域关注，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据不完全统计，世界范围内大约有400余座生态博物馆，且在具体形态和管理模式上各不相同。
理论与实践并进
在中国，生态博物馆之理念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中国博物馆》杂志的翻译介绍为国人关注，此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逐渐在探索中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之路，并在当下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
1997年，中国政府与挪威政府合作在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2年多之后建成了以梭戛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共4座生态博物馆，被视为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第一代，它们开启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试验。
2003年广西学习这种生态博物馆模式，在全区范围内建成10座“民族村寨型”生态博物馆，之后生态博物馆逐渐扩展到云南、新疆、内蒙古等地，被视为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第二代。
这两代生态博物馆立足中国实际，在认识本地生态与文化资源，在文化整体保护、原地保护以及协调地方各部门资源合理有效配置、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建设等方面，做出重要探索和独特贡献，但同时也基本不考虑游客需求，不但没有服务于游客的相应设施、设备，也没有应对游客的策略，这实际上也制约着生态博物馆的发展。
当前，我国各地经过30多年的实践探索，先后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以及东部发达地区的古村古镇、工业遗址和城市传统社区等，建成50座生态博物馆或社区博物馆。而像安吉生态博物馆群等可视为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第三代，其定位具有借鉴意义——确立“生态立县”的宏伟目标，确定要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这类博物馆突出旅游的价值，并将生态和生计并置，践行以“文化为引领的新发展观”，这对生态博物馆的长期发展无疑有着积极作用。
同时，在我国实践经验基础上，中挪学者等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举办研习班时，提出建设管理生态博物馆的“六枝原则”：一、村民是其文化的拥有者，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二、文化的含义与价值必须与人联系起来，并应予以加强；三、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管理；四、当旅游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应优先保护文化，不应出售文物但鼓励以传统工艺制造纪念品出售；五、长远和历史性规划永远是最重要的，损害长久文化的短期经济行为必须被制止；六、对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整体保护，其中传统工艺技术和物质文化资料是核心；七、观众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八、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的模式，因文化及社会的不同条件而千差万别；九、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这大大丰富了世界范围内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理论和原则，获得国际学界普遍认可。
人文与自然共生
选择哪些地方建立生态博物馆，如何进行相应的文化和专业技术评估，我国在生态博物馆建设中逐渐摸索出一套自身的理解和经验。
不管生态博物馆以何种形式呈现，但以社区为中心、把遗产留在当地是其两个核心理念。而选择建立生态博物馆的社区或村落，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关键因素：一是具有丰富而有特色的各类文化遗产资源；二是当地居民出于意愿，对建设生态博物馆有积极性；三是得到当地政府全力扶持，以及专家团队持续的专业支持。
对于很多希望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地方来说，即便理解了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也还是不清楚生态博物馆与一般博物馆在管理运营上的差别，也不了解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过程”的含义。一般来说，生态博物馆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信息中心、完整的社区保护和发展规划、居民与观众的互动和活动。生态博物馆的“中心工作”就是以各类当地“资源”和“遗产”为中心，而且要把遗产与社区的发展/居民的生活结合起来。而这些遗产之所以要留在当地，就是因为其与当地的人文景观、历史传统和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即人文与自然的共生关系。
文化和自然资源的共生关系，可以进一步做系统的分解，其关键是“自然—人—文化”三者密不可分。一般来说，生态博物馆运行状况不好的例子，都是在这三个方面没有做好基础工作带来的。未来要评价一个生态博物馆是否成功，只要看看他们在这些方面做了多少工作基本可以一目了然。
从我国经验看，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发挥了六方面作用：一是有效保护了当地的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自然、环境、文化、历史、建筑、景观等遗产，与周边没有进行生态博物馆实践的区域相比，更多地保护了传统城镇和村寨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二是促进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遗产）的传承、弘扬、发展和保护，文化展示表演空间得到发展。三是带动了当地生态旅游的兴起，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效果明显。四是为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提供一条多赢的解决方案。有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在废弃的工业旧址上，通过保护和再利用原有的工人、工业机器、生产设备、厂房建筑等，将之改造成一种能够吸引观众了解工业文化和文明，同时具有独特的观光、休闲和旅游功能的教育基地。五是通过自身摸索实践，已经由试验期转向充实完善和发展期，现在各地已经相继出现许多类似生态博物馆的旅游点，后期会出现更多。六是改变了遗产地区和景观地区领导层发展经济的思路，很多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原生态、传统文化、民族风情、工业遗址和遗产是当地发展经济的最重要资源。
随着现代生活方式变化加剧、城市化进程加快，立足中国实际的生态博物馆，无疑成为维系民族文化传统、保持城市记忆、将遗产事业与文化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的理想方式。展望未来，建设美丽中国，生态博物馆大有可为。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多元文化研究所所长）
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进程中，打造生态文化城镇、生态文化社区等，已成为一种新的实践与思考。在此过程中，新博物馆学理论指导下的生态博物馆建设，被广泛运用于中国的传统村落、历史街区、工业遗产等保护和利用中，在3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中，逐渐走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兼容当下与长远需求的道路。
生态与生计同一
“生态博物馆”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人雨果·戴瓦兰和乔治·亨利·里维埃在1971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第九届大会举办期间提出。他们将各界普遍关注的生态问题，引入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博物馆建设中，把生态和生计看作有机整体，用动态的概念实现对社区的整体性保护，旨在保存前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展示工业遗产的文化样貌以及维护经济全球一体化浪潮下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持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创造力以及文化“原真性”。
就文化整体性而言，生态博物馆强调人类由生物性与文化性两个部分构成，同时也强调文化遗产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简单结果。因此，建设生态博物馆的主旨不仅仅关注“物件”本身，更主要的是呈现一种“文化过程”。这种理念，完全不同于传统博物馆，并对传统博物馆的“专业性”与“职业化”构成挑战。生态博物馆强调与社区相融合，立足于当地居民的自主意识，使其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造未来。这较好地实现了将传统博物馆藏品的保护、展示和宣传等功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以及社区的当代发展等诉求相互协调，实现了保护与发展的统一并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因此，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原地保护、动态保护以及居民保护，成为当今生态博物馆的重要特征。这种生态与人文一体的理念，与当今基于环境议题而引发的各种探讨，可以形成有效对话。而传统博物馆也将从生态博物馆的实践中获得新的启示。
生态博物馆被提出之后，一直受到国际文化遗产和博物馆领域关注，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据不完全统计，世界范围内大约有400余座生态博物馆，且在具体形态和管理模式上各不相同。
理论与实践并进
在中国，生态博物馆之理念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中国博物馆》杂志的翻译介绍为国人关注，此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逐渐在探索中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之路，并在当下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
1997年，中国政府与挪威政府合作在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2年多之后建成了以梭戛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共4座生态博物馆，被视为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第一代，它们开启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试验。
2003年广西学习这种生态博物馆模式，在全区范围内建成10座“民族村寨型”生态博物馆，之后生态博物馆逐渐扩展到云南、新疆、内蒙古等地，被视为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第二代。
这两代生态博物馆立足中国实际，在认识本地生态与文化资源，在文化整体保护、原地保护以及协调地方各部门资源合理有效配置、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建设等方面，做出重要探索和独特贡献，但同时也基本不考虑游客需求，不但没有服务于游客的相应设施、设备，也没有应对游客的策略，这实际上也制约着生态博物馆的发展。
当前，我国各地经过30多年的实践探索，先后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以及东部发达地区的古村古镇、工业遗址和城市传统社区等，建成50座生态博物馆或社区博物馆。而像安吉生态博物馆群等可视为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第三代，其定位具有借鉴意义——确立“生态立县”的宏伟目标，确定要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这类博物馆突出旅游的价值，并将生态和生计并置，践行以“文化为引领的新发展观”，这对生态博物馆的长期发展无疑有着积极作用。
同时，在我国实践经验基础上，中挪学者等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举办研习班时，提出建设管理生态博物馆的“六枝原则”：一、村民是其文化的拥有者，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二、文化的含义与价值必须与人联系起来，并应予以加强；三、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管理；四、当旅游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应优先保护文化，不应出售文物但鼓励以传统工艺制造纪念品出售；五、长远和历史性规划永远是最重要的，损害长久文化的短期经济行为必须被制止；六、对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整体保护，其中传统工艺技术和物质文化资料是核心；七、观众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八、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的模式，因文化及社会的不同条件而千差万别；九、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这大大丰富了世界范围内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理论和原则，获得国际学界普遍认可。
人文与自然共生
选择哪些地方建立生态博物馆，如何进行相应的文化和专业技术评估，我国在生态博物馆建设中逐渐摸索出一套自身的理解和经验。
不管生态博物馆以何种形式呈现，但以社区为中心、把遗产留在当地是其两个核心理念。而选择建立生态博物馆的社区或村落，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关键因素：一是具有丰富而有特色的各类文化遗产资源；二是当地居民出于意愿，对建设生态博物馆有积极性；三是得到当地政府全力扶持，以及专家团队持续的专业支持。
对于很多希望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地方来说，即便理解了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也还是不清楚生态博物馆与一般博物馆在管理运营上的差别，也不了解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过程”的含义。一般来说，生态博物馆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信息中心、完整的社区保护和发展规划、居民与观众的互动和活动。生态博物馆的“中心工作”就是以各类当地“资源”和“遗产”为中心，而且要把遗产与社区的发展/居民的生活结合起来。而这些遗产之所以要留在当地，就是因为其与当地的人文景观、历史传统和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即人文与自然的共生关系。
文化和自然资源的共生关系，可以进一步做系统的分解，其关键是“自然—人—文化”三者密不可分。一般来说，生态博物馆运行状况不好的例子，都是在这三个方面没有做好基础工作带来的。未来要评价一个生态博物馆是否成功，只要看看他们在这些方面做了多少工作基本可以一目了然。
从我国经验看，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发挥了六方面作用：一是有效保护了当地的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自然、环境、文化、历史、建筑、景观等遗产，与周边没有进行生态博物馆实践的区域相比，更多地保护了传统城镇和村寨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二是促进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遗产）的传承、弘扬、发展和保护，文化展示表演空间得到发展。三是带动了当地生态旅游的兴起，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效果明显。四是为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提供一条多赢的解决方案。有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在废弃的工业旧址上，通过保护和再利用原有的工人、工业机器、生产设备、厂房建筑等，将之改造成一种能够吸引观众了解工业文化和文明，同时具有独特的观光、休闲和旅游功能的教育基地。五是通过自身摸索实践，已经由试验期转向充实完善和发展期，现在各地已经相继出现许多类似生态博物馆的旅游点，后期会出现更多。六是改变了遗产地区和景观地区领导层发展经济的思路，很多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原生态、传统文化、民族风情、工业遗址和遗产是当地发展经济的最重要资源。
随着现代生活方式变化加剧、城市化进程加快，立足中国实际的生态博物馆，无疑成为维系民族文化传统、保持城市记忆、将遗产事业与文化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的理想方式。展望未来，建设美丽中国，生态博物馆大有可为。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多元文化研究所所长）
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进程中，打造生态文化城镇、生态文化社区等，已成为一种新的实践与思考。在此过程中，新博物馆学理论指导下的生态博物馆建设，被广泛运用于中国的传统村落、历史街区、工业遗产等保护和利用中，在3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中，逐渐走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兼容当下与长远需求的道路。
生态与生计同一
“生态博物馆”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人雨果·戴瓦兰和乔治·亨利·里维埃在1971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第九届大会举办期间提出。他们将各界普遍关注的生态问题，引入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博物馆建设中，把生态和生计看作有机整体，用动态的概念实现对社区的整体性保护，旨在保存前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展示工业遗产的文化样貌以及维护经济全球一体化浪潮下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持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创造力以及文化“原真性”。
就文化整体性而言，生态博物馆强调人类由生物性与文化性两个部分构成，同时也强调文化遗产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简单结果。因此，建设生态博物馆的主旨不仅仅关注“物件”本身，更主要的是呈现一种“文化过程”。这种理念，完全不同于传统博物馆，并对传统博物馆的“专业性”与“职业化”构成挑战。生态博物馆强调与社区相融合，立足于当地居民的自主意识，使其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造未来。这较好地实现了将传统博物馆藏品的保护、展示和宣传等功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以及社区的当代发展等诉求相互协调，实现了保护与发展的统一并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因此，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原地保护、动态保护以及居民保护，成为当今生态博物馆的重要特征。这种生态与人文一体的理念，与当今基于环境议题而引发的各种探讨，可以形成有效对话。而传统博物馆也将从生态博物馆的实践中获得新的启示。
生态博物馆被提出之后，一直受到国际文化遗产和博物馆领域关注，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据不完全统计，世界范围内大约有400余座生态博物馆，且在具体形态和管理模式上各不相同。
理论与实践并进
在中国，生态博物馆之理念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中国博物馆》杂志的翻译介绍为国人关注，此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逐渐在探索中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之路，并在当下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
1997年，中国政府与挪威政府合作在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2年多之后建成了以梭戛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共4座生态博物馆，被视为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第一代，它们开启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试验。
2003年广西学习这种生态博物馆模式，在全区范围内建成10座“民族村寨型”生态博物馆，之后生态博物馆逐渐扩展到云南、新疆、内蒙古等地，被视为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第二代。
这两代生态博物馆立足中国实际，在认识本地生态与文化资源，在文化整体保护、原地保护以及协调地方各部门资源合理有效配置、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建设等方面，做出重要探索和独特贡献，但同时也基本不考虑游客需求，不但没有服务于游客的相应设施、设备，也没有应对游客的策略，这实际上也制约着生态博物馆的发展。
当前，我国各地经过30多年的实践探索，先后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以及东部发达地区的古村古镇、工业遗址和城市传统社区等，建成50座生态博物馆或社区博物馆。而像安吉生态博物馆群等可视为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第三代，其定位具有借鉴意义——确立“生态立县”的宏伟目标，确定要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这类博物馆突出旅游的价值，并将生态和生计并置，践行以“文化为引领的新发展观”，这对生态博物馆的长期发展无疑有着积极作用。
同时，在我国实践经验基础上，中挪学者等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举办研习班时，提出建设管理生态博物馆的“六枝原则”：一、村民是其文化的拥有者，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二、文化的含义与价值必须与人联系起来，并应予以加强；三、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管理；四、当旅游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应优先保护文化，不应出售文物但鼓励以传统工艺制造纪念品出售；五、长远和历史性规划永远是最重要的，损害长久文化的短期经济行为必须被制止；六、对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整体保护，其中传统工艺技术和物质文化资料是核心；七、观众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八、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的模式，因文化及社会的不同条件而千差万别；九、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这大大丰富了世界范围内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理论和原则，获得国际学界普遍认可。
人文与自然共生
选择哪些地方建立生态博物馆，如何进行相应的文化和专业技术评估，我国在生态博物馆建设中逐渐摸索出一套自身的理解和经验。
不管生态博物馆以何种形式呈现，但以社区为中心、把遗产留在当地是其两个核心理念。而选择建立生态博物馆的社区或村落，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关键因素：一是具有丰富而有特色的各类文化遗产资源；二是当地居民出于意愿，对建设生态博物馆有积极性；三是得到当地政府全力扶持，以及专家团队持续的专业支持。
对于很多希望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地方来说，即便理解了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也还是不清楚生态博物馆与一般博物馆在管理运营上的差别，也不了解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过程”的含义。一般来说，生态博物馆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信息中心、完整的社区保护和发展规划、居民与观众的互动和活动。生态博物馆的“中心工作”就是以各类当地“资源”和“遗产”为中心，而且要把遗产与社区的发展/居民的生活结合起来。而这些遗产之所以要留在当地，就是因为其与当地的人文景观、历史传统和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即人文与自然的共生关系。
文化和自然资源的共生关系，可以进一步做系统的分解，其关键是“自然—人—文化”三者密不可分。一般来说，生态博物馆运行状况不好的例子，都是在这三个方面没有做好基础工作带来的。未来要评价一个生态博物馆是否成功，只要看看他们在这些方面做了多少工作基本可以一目了然。
从我国经验看，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发挥了六方面作用：一是有效保护了当地的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自然、环境、文化、历史、建筑、景观等遗产，与周边没有进行生态博物馆实践的区域相比，更多地保护了传统城镇和村寨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二是促进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遗产）的传承、弘扬、发展和保护，文化展示表演空间得到发展。三是带动了当地生态旅游的兴起，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效果明显。四是为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提供一条多赢的解决方案。有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在废弃的工业旧址上，通过保护和再利用原有的工人、工业机器、生产设备、厂房建筑等，将之改造成一种能够吸引观众了解工业文化和文明，同时具有独特的观光、休闲和旅游功能的教育基地。五是通过自身摸索实践，已经由试验期转向充实完善和发展期，现在各地已经相继出现许多类似生态博物馆的旅游点，后期会出现更多。六是改变了遗产地区和景观地区领导层发展经济的思路，很多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原生态、传统文化、民族风情、工业遗址和遗产是当地发展经济的最重要资源。
随着现代生活方式变化加剧、城市化进程加快，立足中国实际的生态博物馆，无疑成为维系民族文化传统、保持城市记忆、将遗产事业与文化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的理想方式。展望未来，建设美丽中国，生态博物馆大有可为。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多元文化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