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非合作政治障碍渐除，学者纵论非洲工业化道路 “布基纳法索与中国复交后，西非和中国之间已经完全解决了所有政治问题。”6月5日，1990年就来到中国留学的吉约姆（Guillaume Moumouni）这样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解释中国-西非合作的政治大前提。2018年5月26日，北京，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同布基纳法索外长巴里举行会谈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布基纳法索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视觉中国 图今年5月26日，中国和布基纳法索共同发表了两国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至此，中国已经与所有西非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放眼非洲54国，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数量已达53个。吉约姆现在已是贝宁一所大学的副教授，此次回到中国是为了参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国际对非发展合作：成就、挑战与展望” 2018年非洲论坛。他以一口“京腔”和与会代表讨论“天下大同”概念，四座皆惊。“尽管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说，从郑和船队到达非洲开始，中国和非洲的交往首先集中在东非地区，但西非也是非洲的一部分。”吉约姆在会上表示，“西非的很多学者和媒体还对‘一带一路’倡议不够熟悉，相关文献也不足，因此当务之急是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在西非的‘存在感’。”“一带一路”倡议最初提出时，根据外交部网站公开的国家名单，非洲有埃及、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和苏丹等国被纳入倡议。但近年来，西非等此前并未被倡议覆盖的地理区域或国家也逐渐参与进来，这也引发了对“一带一路”在铺开过程中如何面对不同地区复杂内部情况的讨论和思考。推进非洲工业化不是千篇一律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提出了中非“十项合作计划”，其中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合作是计划重点。在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上，中国又主导发起了《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这是第一次把非洲工业化当成重点议题的G20首脑会议。紧随其后的2017年G20德国峰会则保留了这一项议程，这种延续性也体现了中国在国际对非发展合作上逐渐增强的议程设置能力。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许镜湖4日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2018非洲论坛上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中国和非洲朋友通过习主席提出的‘十项合作计划’来推进非洲的工业化，方式不会是千篇一律的，要根据各国的资源禀赋和优势领域来进行。”许镜湖所谈内容得到了一些具体合作案例的印证。例如在工业发展基础较好的南非，中企已经开始落实上述帮助非洲推进工业化的倡议。在南非的港口城市伊丽莎白港（Port Elisabeth），中国汽车企业已经落地设厂，雇佣当地员工进行汽车装配。在地处北非的摩洛哥，中企则投资了生产混合动力汽车的工厂。此外，在喀麦隆和埃塞俄比亚，中方企业也在制造业方面有所投资。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柯布斯（Cobus Van Staden）专注于研究中非经贸关系，他在博客中对此写道，中企在汽车等重工业领域的投资也预示着中国的对非发展合作进入了新阶段，由单一地输出基础设施逐渐转变为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并行。不过，虽然中国政府和企业近几年来加大了对非洲工业化的关注和投资，但囿于各国国情复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目前各国仍各自为战，尚难形成统一协调的工业化战略。非洲须找到工业化滞后的“病根”非洲需要推进工业化已成共识，联合国大会决议也将2016到2025年列为非洲工业发展的第三个十年。但根据联合国去年十月份发布的《2017年非洲经济报告：工业化和城市化促进非洲转型》，城市化和工业化这一对在其他国家往往伴随出现的“孪生姐妹”在非洲却落了单。根据其他地区的经验，城市化主要通过增加工业产值来实现。但在报告调查的14个东非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的制造业在过去十年之中都处于停滞状态，迅速推进的城市化主要是靠服务业扩张而驱动的。面对非洲大部分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目前并无条件由外资推动大规模工业化。与会学者认为找到工业化滞后的“病根”是当务之急。对于滞后的原因，中国社科院西亚北非研究所的杨宝荣博士在会上谈到，工业化的起步需要一系列配套条件，中国和非洲本来在发展路径上有很大相似性，但非洲后来“走丢了”。“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历经多次经济结构调整，但在所有制问题上一直有所坚持，同时也通过结构改革让企业变得更加有活力。”杨宝荣博士表示，“而非洲很多国家则采取了‘休克式’改革，所有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且存在土地所有制和政策连续性等方面的问题。”此外，推动非洲的工业化也需要非洲国家本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成熟发展。这或许是比吸引外资更关键的步骤。“光靠外资我们难以完成工业化，”塞内加尔农业农村发展倡议主任海提亚（Ibrahima Hathie)博士在会议讨论环节称，“在（工业化）初期必须大量引进外资，但非洲国家自己的中小企业要成长起来，最终实现非洲的繁荣还是要靠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