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邓小南︱《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对宋元版正史的细致考校辨析《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尾崎康著，乔秀岩、王铿编译，中华书局，2018年3月，198元尾崎康著，乔秀岩、王铿编译的《正史宋元版之研究》，2018年3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捧读之际，古雅厚重的感觉油然而生。此次编译，著者及译者对原著《正史宋元版の研究》（汲古书院，1989年）进行了大量订补，使该书呈现出新鲜的生命力。该书的贡献不仅在于对宋元版正史的细致考校辨析，而且对文献版本学亦有借鉴与推动的意义。尾崎康先生是日本著名版本学家，他曾多年跟随阿部隆一教授在日本、在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系统调查存世宋元版本，并选择中国学术最为重要的基本典籍——正史——为个人着力方向，其力作《正史宋元版の研究》内容丰湛精实，在学界享有声誉。原书出版后，著者继续调查各地所藏正史宋元版本，陆续著文发表。1991年，著者应邀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系列讲座，藉此机会调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当时的北京图书馆藏书，以此为基础出版了《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陈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一书。这些相关内容，今悉取以增订原书。译本前有《编译说明》《记述凡例》，后有《引用参考文献表》《汉译增订版编后记》；主体部分则分为《绪论编——四部书及正史之初次编刊》、《综论编——宋元时期之正史刊刻》、《解题编——正史宋元版书志解题》，各编标题与日文版中的序章、本章、终章相比，更加明确醒目。版本目录之学，对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章学诚有《校雠通义》，钱基博有《版本通义》。如学者指出，“版本之学，所从来旧矣，盖远起自西汉，大用在雠校”（《大学经典：版本通义》）。版本学尤其关注文献的物质形态及特点风格，藉以判断版本的源流系统、异同优劣，通过对于版刻、印刷、装帧等方面细致入微的观察，提供版本鉴定的技术依据。宋元版文本精善，在今天具有文物、文献双重价值，也使我们得以“触摸”历史。但如著者所说，明清藏书家致力于搜求宋元旧椠，却很少将其与通行本对校，世间也很难体悟其文本之可贵。《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凝聚着几代学者持续着力的结晶。近代以来，叶德辉、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对珍稀古籍的版本源流进行了深入探讨。随着私家藏书逐渐汇聚到公共图书馆，也为版本目录学的进展提供了可能。赵万里先生运用“比较版本学”的研究方法，比对胪列南宋初期、南宋中期、元代三批浙江刻工，提示了确定南宋官方标准版本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得以准确予以分析，进而讨论版本性质。他编著了《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并在1959年主持编纂出版《中国版刻图录》这一大型版本学书影图谱。阿部隆一教授广泛调查多地宋元版善本，撰写了《中国访书志》、《日本国见在宋元版本志?经部》，延续了上述工作。在此基础上，尾崎康先生针对正史刊刻的体系性，进行综合研究。他以严谨科学的态度，严格区分通过胶卷、影印本、书影等资料了解的情况和直接调查原件所见，综合考虑宋元版本出版倾向、版刻特点、文本内容等因素，通过对于时代分期以及覆刻、递修状况的逐一分析，提供细致精密的介绍说明，充分呈现了文本的复杂性，使读者对于判断标准有了清晰的了解。尾崎康先生基于多年的调查及笃实功夫，著者的见解确凿明悉，叙述淡定平实。在《综论编》第五章《宋版鉴定之前提性讨论》中，著者提供了比对标准之基本认识：“就北宋末南宋初期而言，《东禅》《开元》《思溪》三部大藏经，因大都可确定刊年，而且有大量刻工名，参考价值最大。”（21页）他综合历代著录，证以版式、字体、刻工、识语等，为正史的版本鉴别建立了一套明白有序的体系。我国学术前辈周叔弢先生编有《宋刻工姓名录》，赵万里在《版刻图录》中提示了重要的刻工姓名，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编有《宋元刻工表初稿》，阿部隆一教授亦就此积累了大量信息；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著者做出了更为精准的判断。比对《思溪藏》刻工姓名（616-619页），他指出：“百衲本所收嘉祐刊《（新）唐书》，实为南宋初期覆刻本”；比对原版补版、刻印时期、刻工姓名，他认定“旧称‘眉山七史’之传本，实皆南宋前期江浙刊本”（96页）；并且提供了丰富系统的刻工信息（兼及明代补版刻工），对今后的宋元版研究必有实在的帮助。全书处处反映出著者的谨慎，在细节方面用力颇深，因而能够揭示出版本鉴定的要诀。著者具体讨论了张元济、长泽规矩也等学者对于避讳的研究，进而在“前提性讨论”中指出避讳情况的复杂性，官刻本与坊刻本存在差异，北宋与南宋以及南宋前期、中期和后期的避讳严格程度也有差异，认为“避讳缺笔之下限仅足以证明刊刻年代之上限而已，不得据以为刊刻年代。不避讳，容有当避而忽略者；已避讳，则刊刻时间必不能更早”（31－32页）；从而使习见的以避讳判定刊本时代的甄别方式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著者从历代刊刻行为的体系性出发，推测南宋中期应有建安书肆刊刻的《十史》，根据风格、体例、版式的默契与协调，逐一查访，陆续得到印证。这一成功，亦来自其方法创新。全书《结语》中讲到宋元版本鉴定的六点论证方式，正是著者的扼要总结。进一步说，本书构建了正史版本体系的认定原则，这一原则对于其他门类，例如子部、集部，亦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如编译者所说，“尾崎先生没有辜负历史给他的有利条件，出色地完成了他的研究”（702页）。版本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版本学研究是一艰辛过程。书中提供的丰富文本、呈现的研究理念、建立的框架体系，拓展了版本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在研究过程中，尾崎康先生发现“旧时各种书目、书志、解题之失实，超出想象”（698页）。其中的甘苦，破解问题的曲折与喜悦，非旁观者所能体味。《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一书，不仅延续了中日学界对于“宋元版本”这一议题长达数十年的持续关注，体现出著者的执著探求，也是著者与译者相继努力的重要学术成果。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部增订汉译本，不仅作者有增补修订，编译者亦有重要贡献。译作文雅简洁，而且进行了结构上的重新谋划，增加了参考文献，《解题编》为各种版本增加了编号，为读者提供许多便利。更为重要的是，本书不仅有“编译说明”，有“汉译增订版编后记”，正文中也有译者撰写的大段附记（例如104-105页、360页）与注释，仅笔者注意到的，就有三十五处之多，或者充实最新的研究成果，或者指出古籍影印中的问题，或者对原著者的论证引申补充，使表述更为完整清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编译者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译者乔秀岩教授，2004年正式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执教，当时即发愿从事《正史宋元版の研究》的翻译工作，2006年为研究生开设了“正史宋元版研究”课程。本书的编译，经历着译者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过程，也吸取了学生们的阅读意见。编译内容处处体现出学者的严肃态度以及对学界负责的精神。例如“编译说明”中特别指出：“今经编译，内容与原书不尽同。读者欲知作者论述之先后变化及具体观点之发表时间，原书及相关论文具在，可以案覈。”并且提供了《斯道文库论集》免费电子版的网址，使读者感觉到编译者为学界提供便利之良苦用心。说到美中不足之处，本书涉及国家图书馆善本处，很多标注“未见”。据著译者估计，国图藏本可能是日本和台湾的总和。众所周知，对于版本学来说，“知见”的重要性不可替代，直接观看实物非常重要。退一步说，馆藏善本目录、缩微胶卷、扫描件当然也会有重要帮助。这也提醒我们，版本目录学研究的推进，离不开图书馆界的积极支持。全书似存在体例不很一致处。例如，书中征引史籍文字、印行者刊语等皆予以标点，迻录正史编纂刊行的圣旨咨文（如刊印《宋史》之元代中书省咨文、《金史》锓梓印造装褙之公文）亦加标点；但引述宋代开板牒文等，则保留原行款格式而一概不予点断。此外，书中纪年的数字采用“一三世纪”“绍兴一〇年”等方式；纪月日亦用类似表述，例如“乾兴元年一一月一四日”等，既不符合史籍中的表述方式，也不符合如今的汉语习惯。《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的面世，对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必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之上，关注视域不同的版本学、目录学、印刷史学者有研讨互动的开阔天地。版本学之所以成为专门之学，与刻印本的出现相关。从这一意义上看，诸如宿白先生《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等著述对雕版印刷历史背景的研究，值得继续跟踪探求，以便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于版本与社会关联的认知。近年出版的辛德勇教授《中国印刷史研究》，关注印刷术的技术渊源与历史环境、不同性质印刷品的社会意义以及各种因素对印刷史的影响，也促使关键认识的深化。本书讨论的主要是南宋版本，作为宋代文化史的材料，亦有显著的参考价值。我们期待更多坚实成果的问世。（感谢高柯立博士、古丽巍博士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提供的热诚帮助。）
